朱德总司令一生宽厚待人，是一个从未变色的共产党人。

美国作家埃德加·斯洛的前夫人尼姆·威尔斯1937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时，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：

“我当时觉得他是中国少有的人物，一个人道主义者，他是那样的一个军人，认为战争并不是一种功业，而是结束苦难的一种手段。这在中国更属少见，他无疑是一个宽宏大量、多情多义的司令。”

的确，朱德的仁厚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在永别人世之前，朱德告诉妻子康克清，说：“我去世以后，那两万元的工资存款，不留做家用，更不能给儿孙享受，要把它当作特殊党费，全部上交组织。”

可惜的是，就这么一个“家财不为子孙谋”的纯粹党员，却教出了一个不肖子孙朱国华，还犯下了流氓重罪，惹得康克清大怒。

朱国华的父母

朱老总身处大变革时代，社会风貌变化很大，同时烽火战乱一茬接着一茬，总共有过六位妻子。

第二任夫人名叫肖菊芳，两人于“春城”昆明结识。那时，肖家家财丰厚，在昆明有个货栈，日子过得相当不错。

一天，身居上海的朱老总要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军事考试。由于囊中羞涩，路途中感染风寒，休克倒地。

幸运的是，肖家人救了朱德，朱德在养病的过程中，述说了自己的人生经历，令肖家人心生敬意。

知恩图报的朱德，身子一天天好了起来，他就每天早上扫院子、挑水、砍柴，借以报答救命之恩。

肖家父母一看，这不是天上掉下个好女婿吗？人勤快，又朴实，还胸怀大志，打着灯笼都找不着。索性就将还在师范学校上学的女儿肖菊芳介绍给了朱德。

一来二去之下，两人喜结连理，不久产下一子，名为朱琦。朱琦是朱德的独子，也是朱国华的父母。

朱琦从小生活在四川泸州，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前线战士死了一批又一批，兵员奇缺。国民党就开始到处抓壮丁，朱琦不幸成为其中的一员。

面对“国破山河在”的现实危局，国共两党冰释前嫌，再次联手，关系也缓和了不少。

后来，在周恩来的努力下，组织上找到了朱琦，并将其送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。1938年，朱琦又来到了延安，进入中央党校学习理论知识。

毕业后，朱德将朱琦送到了一线战场，让他去扛枪打鬼子。

一次战役中，朱琦腿脚负伤，成了甲等残疾，也就来到了后方，被分配到抗大七分校的校部，当队列科的科长。

中国人天生就喜欢当“红娘”，组织上也十分关心朱琦的个人问题，就给他找了一个名叫赵力平的女子。

赵力平，生于1926年，老家是河北定县，其家族很早就参加了革命。

起初，赵力平并未看上朱琦，这倒不是嫌弃他腿有残疾。一是赵力平年纪太小，刚满18岁；二是婚姻是人生大事，赵力平孤身在外，没有得到父母允许，自然是不愿意贸然成为新娘。

三是赵力平问过同学，说：“指导员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，是总司令的儿子，我跟不跟？”同学说：“肯定不跟，大官不自由。”

几个月后，组织为了让两个人互相了解，就将赵力平从女生大队调到了七分校校部，分配在队列科当参谋，负责统计工作，归朱琦领导。

朝夕相处，赵力平也渐渐感受到了朱琦的个人魅力，懂得分寸。

比如，有一次，朱琦问参谋赵力平：“你们女生大队的指导员应该和你说了吧，你是怎么考虑的。”

赵力平回答道：“说了，我不是很愿意。你们家官太大了，我们家是小老百姓，不匹配。”随后，朱琦就默默离开，不再说什么了。

其实，赵力平觉得朱琦印象不错，对女同志十分客气，一眼看去就是个心眼实诚的老实人。

后来，贺龙又开始做赵力平的工作，赵力平也改变了原有的想法。1946年3月23日，两人在丰镇结婚，贺龙还当了主持人。

解放后，赵力平参与接管了天津的中央银行，一直在天津工作，而朱琦则留在北京从铁路工人干起。

五十年代，朱琦调到了天津铁路局，两人结束了异地生活的历史。俗话说“小别胜新婚”，两人很快就于1957年，生下了最小的儿子朱国华。

家门不幸

朱国华一出生，父母就因工作忙，将其送到了爷爷朱德那里抚养。从小，朱国华就享受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生活。

在母亲赵力平的眼里：“朱国华不爱说话，也很少外出，喜欢画图。没事时，喜欢摆弄木头，制造一些写字台、单人床之类，活脱脱一个木匠。”

不过，母亲不知道的是，这只是表象而已。

1980年，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朱国华走出了象牙塔。

那时，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国策，但推广、落实到地方还尚需时日，市场经济也还未完全建立。

对于拥有文凭的青年人，工作大多还是以分配为主。

另外，国企有一项政策，名为“顶替”，即职工退休离职或病故，可由一名子女继承其名额，这适用于所有的国企职工。

朱国华的父亲朱琦就因心脏病，在1974年去世，朱国华就“顶替” 了父亲，被分配到天津铁路局工作。

刚参加工作，朱国华十分低调，只有少数人知道他是朱德的孙子。

不过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相处久了，同事们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内情。这一点，让他成为许多女孩子心里的“金龟婿”。

在长相上，朱国华身高大约1米7，体型瘦削，但看起来很结实，五官端正，清秀中又带有一份英气，这在恋爱市场上加分不小。

八十年代，年轻人追求自由，也追求利益，或者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如此，这是刻在人类基因深处的天性。

聚集在朱国华身边的，既有想和朱国华真心实意谈恋爱的，也有口蜜腹剑的，更有想借着朱国华的家庭背景，进而调动工作的。

在美色的利诱下，朱国华渐渐迷失了本心，先后换了许多女朋友。

由于这还算是自愿行为，尚不构成刑事犯罪，大多数也都不了了之。

可是生活在部队大院的国华交友不慎，结识了不少纨绔子弟，比如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儿子等等。

他们三五成群，以帮助调动工作，邀请了许多年轻女性来家里举办聚会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就半强制、半自愿发生了关系。

事迹败露之后，天津市民还将朱国华的居住地，天津市和平区睦南道100号，称为“淫窟”。

1983年，改革的阵痛逐渐浮出水面，伴随着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，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失业人员。

这些人居无定所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，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。

由此，社会恶行案件频繁发生，严重危害了社会的稳定。

有鉴于此，邓公在北戴河发出了指令：“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，要严厉打击，判决和执行，要从重，从快处置。”

为配合中央的精神，国家立法机关先后制定了许多严格的法律，包括“流氓罪”等。实际操作中，甚至出现了“偷盗一元钱”就判处死刑的决定。

朱国华的行为显然比什么偷盗罪要严重许多，无疑是犯下了“流氓罪”。

很快，朱国华就和一批犯了“流氓罪”的干部子弟一同抓进了天津市公安局看守所。

朱德孙子，竟然被抓进了看守所，这震惊了天津社会乃至整个中国社会。人民群众纷纷将目光投到天津市法院，关注着判决结果。

9月17日，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颁布了《致全市人民的公开信》。信中显示，朱国华被定义为“流氓，强奸团伙主犯”，以暴力行为强奸了妇女8人，玩弄妇女7人，猥亵6人。其犯罪行为令人发指，证据确凿。

接着，朱国华就被判处死刑，连带的还有天津警备区政委的子女。

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，朱国华在临死之前，见到了亲人的最后一面，然后就和另外81名罪犯被押往了刑场。

在多辆摩托车及警卫车的护卫下，二十多辆刑车缓缓驶过观者如潮的中山路。

只见朱国华被反绑双手，垂头立在第17辆车的前端，上身穿的是一件旧的灰色上衣，是一脸的木然。

到了刑场，朱国华等人分批在指定位置跪下，一排枪声响彻了云霄，朱国华就此倒下。

朱国华被枪毙后的第二天，康克清外出参加重要活动。途中，她主动对司机刘国和说：“刘师傅，我的孙子，昨天被枪毙了，你恐怕也知道了吧。”

刘国和停顿了几十秒，然后谨慎地说：“是的，我听说了，但没敢问你。人死不能复生，您还是要节哀顺变。不过我听其他专车司机说，您在判决书上签过字，有这回事吗？”

康克清有些激动，然后回答道：“胡说八道，王子犯法，和庶民同罪！这还用签字吗？这不过是谣言罢了。”

对于当时社会上的传闻，康克清这位老革命家一直没有正面回应。她一直相信“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”的道理。当务之急，是要做好她（指的是赵力平）的工作，希望她能坦然接受。

为此，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康克清立即将家中子女叫到北京，开了家庭会议。

在饭桌上，康克清大谈特谈了这事的危害，还动了肝火，厉声对孩子们说道：“你们出了问题，都是在折磨你们爷爷，是在侮辱你们过世的爷爷。爷爷早就有言在先，你们如果不争气，做了违法的事情，要我登报声明，和你们断绝关系。”

在严打期间，法律面前，一律人人平等，因为流氓罪被正法的不计其数。

比如1986年，时任上海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儿子胡晓阳，上海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的儿子陈晓蒙，都以强奸罪、流氓罪被判处死刑。

可见，非常时期，就得用非常之法，才能稳定社会治安。

结语：

作为老革命家的康克清不包庇子孙，是共产党人的典范。更让人敬佩的是，康克清有感于朱国华的前车之鉴，临终前曾嘱咐子孙：“你们要好好地，过太平日子……不要贪污，不要犯罪……”

说完，泪水盈满了康克清的眼眶。也许，在死前的最后一刻，这就是她唯一能做的事，是她最后的忠告了吧。